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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知道，那只是心理治疗师惯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帮助被治疗人摆脱一些恐怖的记忆，减轻心里的压力。”

    脑子里适时回忆起刚才那个人的脸，在我们离开前，他紧绷的肩膀无形中放松了下来。

    我失笑。

    “笑什么？”徐凌有些疑惑。

    “你一向这么周到吗？”我想去刚才毫不犹豫地跟在我身后一起跑过去的纤细身影：“在街上围观还提到一次心理治疗。”

    “我是警察啊。”徐凌的回答格外理直气壮：“虽然跟你们一线职位不一样，但我仍然是警察。”

    是啊，我们都是警察，我有些感慨，不知不觉我竟然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警局顾问，从我接触第一个案子以来，期间发生了数不清的事。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就如同我以为那天跟徐凌的对话只是两个同事之间放松的聊天，后来当事情爆发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到她说的那些话。

    “犯罪分子是天生的，如果你给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和普通人拍脑部CT，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两者是不一样的。”

    “有些犯罪分子觉得自己是因为生病了才会犯下罪行，所以他们觉得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道德对他们并不公平。”

    当时和缓的话在后来回忆起来像是预言。

    接下来我着实过了一段不慌不忙的日子，王秋月被禁毒部门调过去给新兵瓜子讲课，讲的就是她当时卧底的生活。

    这天当林义匆匆忙忙跑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帮同事分析一个初中女生离家出走后的信。

    “有没有可能是绑架？她家里经济条件很不错，家长非常怀疑她不是自愿走的。”同事问道。

    我在信上其中一行字下用指甲轻轻划了一道：“‘我觉得非常辛苦，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所有的话都是第一人称，自我意识非常强烈，我不认为她是被迫的。笔迹找人鉴定过了吗？”

    “鉴定过了，确认是她本人的笔迹。”

    “如果是被迫写下的这封信，那她的笔迹会凌乱无序，但我并没有从中看出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至少这封信是她本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主观愿意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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