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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虽当存于风俗，但法需掌于有司；故刑律上对于因不遵父母决定而被父母惩处者，不当以子女不孝犯上为名准父母处置，而当以父母不仁而予以惩戒。”

    这时，刑部尚书杨巍跟着言道。

    杨巍思想上与申时行一样，更崇尚朱王并存，乃至主张推仁于民，而不只强调理学规定的父父子子，故希望对父母也有一定约束。

    当然，这也是改制进行到这一步必然发生的事，从开海鼓励百姓出海经商到官府承认朱王并尊，就注定新的礼法会走到对父母也有一定约束的地步。

    毕竟大明从上到下的制度设计与法理，皆源于伦理关系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

    而新礼要做的就是给子女一定的自由权利。

    只有伦理关系中的子女更自由，汉人才能更自由，汉人庶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才会减少，才会出现更多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进而使得整个大明帝国基层更加细化。

    到那时，皇权就会下乡得更彻底，

    而让汉人减少来自宗族和父母的人身束缚，促使市民阶层更加壮大，也算是破天荒的举动，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后不可避免的现象。

    “准奏！”

    朱翊钧对此予以准予，且问道：“至于夷与民的关系，难道对夷也得讲礼吗？”

    “回陛下，夷乃不通王化之辈，畏威而不怀德，自不当讲礼！”

    “旧礼之弊就在于对夷讲礼，而反而对本国子民不讲礼，以致于不合时宜；如今当拨乱反正，使新礼只对本国子民讲礼，不对夷讲礼，对夷当以法术管教之。”

    “故臣等议后认为，新礼不下蛮夷！”

    礼部尚书徐学谟说道。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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